從1978到2011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由206.4億美元上升到3.6萬億美元，同時還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近1.6萬億美元�，F在不僅中國的出口已經占到全球總出口的近十分之一，中國也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最近十年，出口占GDP之比一直保持在30%以上，凈出口成為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同時外資企業的出口超過中國總出口的一半。

可以說，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因素。這自然是得益于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主動地歡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但背后還有一個中國政府支持經濟增長的強烈的政策動機，盡管官方從來沒有正式宣布過出口導向的戰略，它的實際存在卻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自1994年以來匯率被長期低估，就是為了支持出口增長、形成經常項目順差同時積累外匯儲備。每當出口出現風吹草動，政府都會竭盡所能提供各種政策支持，包括增加出口退稅和銀行信貸。同時，中國政府還長期實施一系列旨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補貼信貸、廉價能源等等，這些措施的背后也同樣能找到追求高速經濟增長動機的影子。

毫無疑問，對于支持經濟增長而言，上述對外經濟政策是相當成功的，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來年均GDP增長達到10%而CPI只有3%多一點，被國際社會稱為經濟奇跡。中國在國際市場包括勞動密集型制造品、大宗商品、奢侈消費品和外匯等市場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它們也帶來了一些實際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最近幾年又表現得更加突出。

比如，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令中國的經濟增長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長期被低估的匯率保障了低附加值制造業的競爭力，卻不利于產業升級換代和技術進步。還有專家認為，大量的外資企業也遏制了國內品牌的形成與發展。隨著中國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些問題比如匯率低估與經濟失衡也就演變成為全球性的焦點問題。

也就是說，過去給我們帶來巨大成功的對外經濟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而難以為繼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按照自身的意愿持續干預市場機制的作用，比如，在國際貿易方面重出輕進，而在資本流動方面又寬進嚴出。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這些做法保證了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支持經濟增長，甚至有利于減少市場波動、保持金融穩定。但現在匯率水平扭曲和資本項目管制已經成為制約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今天的很多經濟問題，比如外部賬戶失衡、服務業發展滯后、國際資產負債不匹配等等，實際都是這一政策體系的直接結果。如果我們現在還是堅持過去過分追求增長、追求順差的做法，不但會影響經濟效率的提高，甚至令結構性矛盾進一步惡化，甚至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簡單地說，中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支持出口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未來的政策應該轉向追求平衡的經濟結構、較高的經濟效率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具體地說，除了支持出口，也要鼓勵進口；除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也應該擴大其他形式的跨境資本流動，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和雙向的證券投資。而追求這些新的政策目標，必然會涉及到中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兩大核心措施：一是匯率政策，二是資本管制。按照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個國家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幾個政策目標之間一般只能三者選其二。中國目前的選擇是放棄了資本的自由流動，但現在的問題是，資本管制的效率已經開始下降。因此，開放管制勢在必行。

對外政策變化的關鍵在于更多地目前由政府控制的決策權交還給市場與企業，無論是匯率水平、進出口規模、還是資本流入流出，最終都須有市場來決定才好。過去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包括積累龐大的外匯儲備，現在看來已經弊大于利。把現在完全由政府決策投資的外匯儲備逐步轉移到企業、居民手中，增加他們的國際資產，既可以降低政府的壓力，也擴大了企業和居民的選擇權利。應該是一個一舉兩得的舉措。盡管中國過去部分地依靠政府的干預成功實現了經濟起飛，但放眼世界，似乎沒有一個經濟是通過政府的長期干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