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基調和發展邏輯沒有變

什么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主基調？作者在2011年7月曾說（見7月11日《中國證券報》）：“從趨勢看，我國經濟正處于一個從過去兩位數高增長平臺，逐步邁向相對趨緩增長的平臺。這一趨勢并不是經濟周期性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力量所能支配、調控的。這一點，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地方政府，到市場，都應該清醒的看到。

從外部環境看，受金融危機嚴重打擊，未來幾年美國不可能恢復到2007年之前的高增長。連美國主流經濟學家都已經感到美國經濟復蘇的艱難性，曾為奧巴馬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薩莫斯教授更放言，危機已經過去四年，擔心美國會不會出現類似日本“失去的十年”。而比美國問題更嚴重的是，更多的人在擔心歐洲會真正出現日本“失去的十年”。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于第一大出口國的中國經濟來說，對外需已不能抱有太高的希望。2011年第三季度中國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已經為零。很多機構預測，2012年凈出口對GDP的貢獻可能從零到負，這就是中國經濟2012年在外需方面所面臨的形勢。

從投資看，這幾年來中國投資的高增長有多少是合理的增長？同時，在打擊投機炒房過程中，明年房地產投資率必然下降。有人預測，2012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可能降為16%左右，房地產投資約占全部投資的四分之一，房地產投資的大幅下降，加上相關產業的連鎖效應，明年應不可能再出現前幾年那樣的高投資增長水平。

從消費看，社會兩極分化比較嚴重，盡管政府在采取各種措施解決，但這需要一個過程。這就意味著中國消費要想高增長也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同時，在結構調整中，中國經濟正出現貿易行業向非貿易行業的轉移，出現其他國家在此發展階段都同樣出現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的趨勢，加上近年來勞動工資上漲、資源價格改革，創新進程又相對緩慢。

因此從總體看，今后的中國經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保持很高速度的增長，特別出現像2007年那樣近14%的增長。這就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主基調和發展邏輯。

主基調基本不變下必須也只能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什么是穩健的貨幣政策？筆者認為，寬泛意義上的貨幣供應要為實體經濟保持8%-9%合理增長速度而提供貨幣，再也不能像2009-2010那樣一種貨幣信貸供應的高增長。原因很簡單：相對于危機前，中國的外需在減少，高投資水平不能持續，而且市場已經形成了房地產泡沫，付出了地方融資平臺隱藏的大量風險代價。在這樣的情況下，相對于前兩年而言，必須也只能是相對緊縮銀根。

在貨幣政策穩健的前提下可以強調微調。什么叫微調？市場上有各種解讀，官方并沒有準確的解釋。筆者認為，微調并不意味著簡單的放松銀根，微調并不意味著放松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微調應是針對中國金融體系融資效率總體不高的現實，即在調控貨幣供應量之時，利率機制不暢，無奈只能調控貸款規模；但金融市場結構復雜后，規模調控范圍又狹窄，所以今年不得不提出社會融資總量的調控；但是而此指標的完整獲得恰恰又滯后，體現不了貨幣調控的前瞻性。在現實這樣一種復雜困境下，即在總量調控機制并不是很有效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運用信貸結構等政策來輔助實現總量穩健的政策。比如說，加大對小微企業的貸款、稅收支持力度，精細運用動態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等等，實際上這些都包含微調的意義。應該說，微調只是對過去貨幣政策制度安排不靈活而進行的一些補充性安排。

盡管目前房價已經出現松動。但在微調這個問題上，不要誤讀，也不要抱“幻想”。正是因為前幾年寬松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的欠缺才導致了目前房市泡沫的壓力，因此在貨幣政策由寬松向穩健轉向的過程中，房市的調控方向不應轉變，也不會轉變。貨幣政策所需注意的是，在巴塞爾協議成員國所沒有而唯中國存有存貨比監管指標下，如何實施宏觀審慎管理原則？特別是伴隨我國外匯占款的波動，如何堅持動態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如何加強微調中貨幣政策既不是簡單轉向，又及時、足額對沖因外匯占款等新因素影響下的宏觀效應？這對央行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主基調不變下的經濟持續穩定發展關鍵在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結構能不能調整過來，關鍵在財政政策。我們不要指望貨幣政策的松動能解決中國的結構問題。合適的財政政策是這輪宏觀調控能不能堅持下去的關鍵。基于中國目前的財政赤字狀況，筆者在此僅強調兩點：第一，要進一步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政府有余地，有空間。解決赤字問題，不僅要算財政部的預算收支帳，還應把巨大的國企股權變現潛力、資本收入、分紅包含在內。第二，必須加快財政支出結構的改革和結構性減稅。主要是向戰略型行業傾斜，向小微企業傾斜，向有助于擴大消費的各種基礎性領域傾斜，包括社保、醫療、教育等。同時向結構調整和價格改革中各種必需的補貼支出傾斜。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決定了今后一兩年內中國物價將趨于一個溫和的上漲階段，在這個過程中要保持低收入群體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政府必須要補貼到位。唯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的結構調整往前走。

能否調控好房地產市場是2012年宏觀調控的關鍵與難點

當前的房地產市場是連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開發商、市場和老百姓的一大心結。同時，房市風險涉及“土地財政”收入、財政收入涉及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又涉及銀行體系風險，甚至與整個股市的穩定都已經連在一塊（目前全體上市公司的一半以上利潤來自于金融機構）。

國務院文件提出，加快社會保障房建設，堅決打擊投機炒房。筆者理解，中國房市的健康發展方向就是要堅持以消費品為主導。“為主導”并不意味完全排除少量合理的投資。但是要堅決打擊買房僅是為了賣房的投機行為。在調控目標上，短期內基于目前的泡沫，政府可直接調控房價，長期看，則應建立起房市健康發展的長期有效制度。筆者近年來一直呼吁，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整頓，中國經濟肯定要出事，整狠了，中國經濟也會出事。這就是當前的糾結。

因此，在策略上應慢慢消化泡沫，準備花一到兩年的時間。在操作手段上可以考慮用長效的法律與稅收手段來逐步替代目前的行政措施，比如說，為了精確打擊產生于投機的交易環節，與其上房產稅，不如上高額累進交易稅；與其限價，不如上交易稅。明確政策導向，可鼓勵適當合理的投資，同時出臺新的房屋租賃管理條例，明文控制租金過快上漲的措施，從多個角度保護房客和弱勢群體利益。選擇好適當時機，在推出法律與稅收手段替換行政手段，包括微調限購政策的同時，一定要向社會明示，打擊炒房行為絕不動搖，不要讓市場誤讀。

2012年“穩增長”必須加快落實“新非公36條”

2010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支持民營資本全面進入中國各個產業的36條措施。在2012年外需急劇減少、房地產投資肯定下降的情況下，要繼續穩定增長，必須要有新思路。如果沒有新思路，沒有新舉措，穩增長只能靠回歸老路、放松貨幣。因此，要真正實現“穩中求進”，必須是“改中求穩”，只有在改革中才能確保穩定增長。

筆者曾得到一數據，在某個直轄市，全市全年銀行貸款的36%僅貸給了該市前20家企業，這種荒唐狀況不是偶然的。從監管角度看，沒有發現任何一家銀行違規，即對某企業貸款都未超過資本金占比監管規定，但駕不住大大小小的銀行都“傍大款”、“壘大戶”。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狀況：融資體系必須改！在此背景下真要穩增長，必須要開放市場，打破國有資本壟斷。歷史證明，社會投資結構的優化配置靠政府計劃是靠不住的。必須基本靠市場。“新非公36條”，已頒布近兩年，遲遲得不到落實，已直接影響了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大局。如何落實？關鍵是執行力，這是解決2012年“穩增長”中必需的一項重要措施。

國退民進，提高消費，實現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

2012年惡劣的外部環境，加上投資增長的不可測因素，因此擴大消費已成為“穩增長”中必須給予充分重視、重新認真思考的大問題，也是不能不推出新舉措的領域。中國政府擁有危機中他國政府不可比的大量優質資產。因此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時期，在中國經濟系統已蘊藏一定風險的狀況下，能否根據中國經濟2020年或2030年的發展進程需要，在測算出不同行業政府絕對與相對控股比例的基礎之上，將多余的股份逐步的、有計劃的向境內市場出售，政府將所獲收入專項用于窮人消費，以同時實現“救窮人、擴消費、促增長、穩社會”的諸多目標。也許這是中國當今社會實現發展方式真正轉變不得不邁出的關鍵一步。筆者知道，在這方面社會上有不同的想法，包括意識形態。但是作為一個學者，筆者仍然堅持這幾年一貫的呼吁。并認為，要真正解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必須要有大的想法和戰略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