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品牌網訊,在刀鋒上起舞的說法，來自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的“刀鋒式增長”。根據哈羅德增長模型，一個經濟體要維持在穩定的增長路徑上，其經濟增長率必須既等于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即儲蓄等于投資的增長率），又必須等于自然增長率（即人口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之和）。由于上述三個增長率同時相等的概率是如此之低，這種僥幸的穩定增長路徑就如同在一條刀刃上行走。用力不足或用力過猛，都會導致經濟增長路徑偏離均衡。而一旦偏離了均衡，經濟增長就如同從刀刃下滑了下來一樣，離均衡越來越遠。
之所以用這個比喻，是因為筆者對中國中長期的增長前景報以謹慎樂觀的態度。誠然，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年至2011年這33年間，中國年均GDP增速達到9.9%，年均CPI增速僅為5.6%。持續的高增長、低通脹，使得中國經濟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果這一增速能夠繼續維持下去，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也是指日可待。關于具體的時點，目前坊間關于2020、2025、2030等判斷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然而請注意，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前提是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能夠繼續保持下去。此外必須指出的是，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中國人均GDP也依然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左右，即使到那時候我們也沒有太多自滿的理由。況且筆者認為，未來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恰如在刀鋒上行走，刀鋒左邊和右邊，各有一個陷阱在虎視眈眈。而一旦淪入其中任何一個陷阱，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都完全可能戛然而止，空留遺憾。
日本陷阱
陷阱之一可謂“日本式陷阱”，其核心特征是“泡沫經濟+人口老齡化”。日本經濟在1980年代末期產生了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雙重泡沫，當這兩個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相繼破滅后，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的不景氣。當日本政府花費九牛二虎之力，不惜以零利率與高政府債務為代價，幫助金融機構、企業與家庭修復了資產負債表之后，人口老齡化不期而至，導致日本經濟增長后繼乏力。在泡沫經濟破滅與人口嚴重老齡化的雙重打擊下，日本經濟已經經歷了三個“失落的十年”。2011年3月日本再次經歷地震、海嘯、核泄漏三位一體式的危機重創，如果日本政府不采取非常措施，他們可能再次站在了下一個“失落的十年”的門檻邊上。
2011年中國的GDP達到47.2萬億元人民幣，2011年底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85.2萬億元人民幣，這意味著中國的M2與GDP之比高達181%，遠高于全球主要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中國目前的GDP總量約為美國的五分之二，但中國的M2總量比美國還要高出數萬億美元。盡管中國是一個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體的國家，與美國的融資結構相差較大，但這還是說明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較高。
為什么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如此之高，但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生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呢？原因之一是中國政府過去將通貨膨脹控制得很好，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較低，愿意把錢存在銀行；原因之二是中國居民的投資渠道非常有限，資本賬戶依然存在管制導致居民只能在國內分散投資組合，而國內金融市場發展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投資渠道。然而盡管如此，中國上證綜指還是在2007年飆升至6000點以上，中國房地產市場也在2006至2007年以及2009至2010年經歷了兩輪價格暴漲。
未來10年，中國的GDP與CPI增速均值組合可能由過去10年的10.5%+2.5%轉換至8%+5%。一旦管理不善或者遭遇外部沖擊，通脹壓力可能更大。居民通脹預期的轉變可能導致居民資產布局的轉變，即大量資金由銀行存款市場流向股市、房市等風險資產市場。一旦應對不當，中國的股市或者房市就可能產生非常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
很多人把日本泡沫經濟產生的原因歸結于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升值。這其實是對日本教訓的誤讀。日本泡沫經濟的真正原因，是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本政府長期實施的超寬松貨幣政策。相比之下，過去10年中國的貨幣政策整體上也是相當寬松的。2012年1月至2011年12月這10年間，居民實際存款利率為負的時期恰好占到一半。尤其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中國政府全面放松了人民幣信貸。這一輪信貸狂潮催生了由地方投融資平臺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這極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帶來新一輪銀行不良資產的上升。
在經濟貨幣程度已經如此之高的背景下，如果不對寬松貨幣政策的危害心存警惕，一遇到經濟增長率有所下滑或新的外部不利沖擊時就再次過度反應的話，那么等待中國經濟的，就很可能是一場資產價格泡沫的盛宴。一旦盛宴落幕，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也可能被耗盡。
更為嚴峻的是，如果中國發生資產價格泡沫，則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很可能與人口老齡化的拐點相互重疊。從2007年起，中國沿海勞動力成本就開始顯著上升，這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開始下降。盡管業界依然存在爭議，但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將在2015年之后明顯加快，則是大多數學者的共識。當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時，日本已經進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業。對中國而言，則有可能陷入“未富先老”的怪圈。如果不利的情景發生，則中國經濟可能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左右，遭遇泡沫經濟的沖擊。
一旦泡沫經濟的破滅摧毀了金融機構、企業與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政府就必須花費巨大的資源來修復這些資產負債表，這意味著私人部門的債務將轉變為政府債務。而一旦人口老齡化加劇，過去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由高儲蓄推動高投資的發展模式也就難以為繼了。老齡化將導致居民收入增長乏力、消費增長缺乏動力，甚至整個經濟社會缺乏活力。
而一旦中國經濟在人均5000美元左右遭遇泡沫經濟與老齡化的雙重打擊，那么中國的人均收入將會停滯不前。這意味著中國將同時陷入另一個陷阱，即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陷阱
2012年4月2日是英阿馬島戰爭30周年。盡管阿根廷總統總統克里斯蒂娜仍在重申阿根廷擁有馬島主權，并敦促英國就馬島主權問題進行談判。但看過了太多類似爭端的我們都明白，這樣的要求通常會無疾而終。盡管英國已經不再是叱咤風云的日不落帝國，但即使在當前這個全球化時代，強權似乎依然是公理。事實上，阿根廷可謂我們這個星球上最為命運多舛的國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達到790美元，約為英國人均GDP的75%，遠高于日本的332美元（以上數據均按1965年的美元價格計算）。然而到2011年，阿根廷人均GDP為9138美元，僅為英國人均GDP的25%，以及日本人均GDP的21%。不難看出，一個世紀之后，阿根廷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急轉直下。政治上的窘迫，自然與經濟上的衰落息息相關。
阿根廷只是大多數拉美國家的一個縮影。在1960年，拉美的巴西、阿根廷與東亞的韓國、臺灣、新加坡等同屬中等收入經濟體。50年之后，韓國、臺灣、新加坡成功地晉級高收入經濟體，而巴西、阿根廷依然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行列里停滯不前。世界銀行近期發布的《中國2030展望》報告指出，在過去50年間，只有13個國家或地區成功地從中等收入經濟體晉級為高收入經濟體（有趣的是，這里面居然包括希臘！），而大多數在1960年就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國家或地區，到今天依然如是。這一現象被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拉美國家在這方面表現得格外突出，因此拉美陷阱也就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名詞。
從經濟層面來看，拉美陷阱的癥狀是，當由低成本適齡勞動力構成的人口紅利與由資本匱乏構成的收益率紅利逐漸消逝之后，以及當本國科技水平顯著低于國際平均水平的“追趕效應”耗竭之后，由于本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不鼓勵個人與企業的創新，以及在教育與科技研發方面乏善可陳，導致該國失去了經濟持續增長的引擎（該引擎通常由人力資本或全要素生產率驅動）。長期潛在增長率的下滑導致這些國家與韓國、臺灣、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的差距越拉越大。
從社會層面來看，拉美陷阱的癥狀是，社會資源被控制在少數精英集團手中，而政府與精英集團的結盟鞏固了這一格局。個人通過自己努力從草根階層上升到精英階層的概率越來越小。用形象的比喻來說，社會階層的固化導致個人從草根階層爬升到精英階層的“梯子”已經被撤掉了。由于害怕熊彼特所謂的“創造性毀滅”沖破現有的利益格局，精英集團并沒有動力進行大的變革。由于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命運的前景變得渺茫，草根階層也沒有太大動力去積累人力資本。換句話說，這種固化的社會格局具有自我強化的特征。
從政治層面來看，拉美陷阱的癥狀是，歷屆政府實施的試圖取悅選民的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造成拉美地區不斷經歷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在一個全民選舉的民主社會中，一個政黨要獲得更多選票，就必須對社會大眾許下動聽的承諾。然而，政府與精英集團結盟的現實，意味著政府不可能通過大規模轉移支付政策將利益由精英集團輸送至社會大眾。為了實現眼前的承諾，新上臺的政府就只有通過政府舉債來提高大眾福利。當政府債務攀升至不可持續的水平時，政府就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宣布主權債務違約、或者通過制造通貨膨脹來蒸發掉債務。從1970年代以來，拉美國家就在惡性通貨膨脹與主權債務危機的交替之中不斷循環往復，從而耗盡了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盡管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來獲得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但過去取得的成功并不必然意味著未來依然一片坦途。事實上，如果不能正確應對，中國依然有重蹈拉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首先，從經濟層面來看，中國過去依賴出口與投資導向的增長模式已經動力不再。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以及廉價勞動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潛力下降，已經造成勞動力成本顯著上升，再加上國內要素價格改革、環境保護與人民幣升值，以及中國經濟體量的放大，依靠廉價商品的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做法已經難以為繼。目前中國的投資率已經接近50%，無論制造業領域還是基礎設施領域都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現象，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難以繼續依靠高投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急需由出口與投資驅動向國內消費驅動轉型。但增長模式的轉型必須以國民收入分配改革、打破國有企業在若干服務業部門的壟斷、要素價格市場化為前提，但由于這些改革會遭到來自利益集團（特別是國有企業與政府）的強烈反對，造成結構轉型的前景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其次，從社會層面來看，社會階層的固化同樣是中國面臨的一大挑戰。舉個例子，在1980與1990年代，來自農村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學，就很有可能跳出龍門，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自己也完成階層上的躍遷，即所謂“知識改變命運”。
然而在現在，來自農村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學，首先會對高昂的學費無所適從，四年的學習生活可能使自己的家庭背上沉重債務，其次一旦畢業就可能面臨失業的威脅，甚至導致自己家庭的財務破產。在這樣一個“拼爹”的時代，不確定性與焦慮感可能使得平民出身的青少年喪失進行教育、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的動力。而一旦社會中大多數青年對未來充滿了焦慮感、對社會不公充滿了忿恨情緒、對通過自身努力實現階層躍遷喪失了希望的話，社會動蕩就可能接踵而至。青年人的憤怒其實正是中東北非動蕩以及“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導火索。
再次，從政治層面來看，正如吳敬璉先生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也同樣面臨“權貴資本主義”的威脅。漸進式改革的最大問題是培育了一批利益集團，他們從現有半行政半市場化的模式中獲益頗豐，從而會阻撓下一步的改革。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克服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實現從既得利益集團向社會大眾的福利轉移的話，那么通過提升社會大眾福利水平來實現經濟增長模式向國內消費驅動的努力就可能淪為鏡花水月。舉個例子，過去我們是在不改變蛋糕分配方式的前提下，通過做大蛋糕來使得各方獲得福利增進。但現在的挑戰是，如果不改變蛋糕分配方式（即更加公平的分配），那么蛋糕就難以繼續做大。當然，短期內政府也可以通過舉債或通脹的方式來做大蛋糕，但未來政府將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總之，未來中國的改革不再是皆大歡喜的增量改革，而必須進入“幾家歡喜幾家憂”的存量改革階段。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克服利益集團阻力，在國民收入分配以及資源配置上變得更加公平的話，中國經濟可能失去持續增長的動力，社會與政治改革也可能停滯不前。拉美陷阱殷鑒不遠，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努力避免。
